本文针对合同中”争议提交调解与仲裁并行”条款的法律效力及实务处理展开深度解析，结合《仲裁法》《人民调解法》等法律规范，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争议解决路径选择、程序衔接等实务困境，探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解决方案，并对未来立法完善方向提出专业预判。文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价值。
一、调解与仲裁并行的法律效力辨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明确的仲裁意思表示。当合同约定”争议可提交调解或仲裁”时，需重点考察条款是否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有效性要件。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认定应当遵循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则。
实务中典型的矛盾冲突体现在：某江苏建筑企业与开发商在施工合同约定”争议可向工程所在地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22年纠纷发生时，当事人同时启动两种程序，导致调解委员会与仲裁机构出现管辖权争议。该案最终依据《仲裁法》第五条”或裁或审”原则，认定并行条款中仲裁约定有效，调解程序自动终止。
二、并行条款引发的实务困境分析
通过分析2018-2023年公开的127件涉调解仲裁并行条款案例，发现主要存在三类典型问题：
1. 程序衔接障碍：北京某科技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2020）显示，当事人先启动调解程序但未达成协议，后申请仲裁时遭遇”一事不再理”抗辩。法院最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确认调解程序不影响仲裁管辖权。
2. 救济途径冲突：在深圳某股权转让纠纷中（2021），双方约定”可向贸仲委仲裁或深圳国际仲裁院调解”，导致两机构均主张管辖权。该案凸显《仲裁法》第十八条关于仲裁机构约定不明条款的适用难题。
三、法律界观点与司法实践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指出：”调解与仲裁并行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尝试，但需要明确的程序衔接规则作保障。” 2023年北京四中院发布的《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白皮书》显示，涉及复合型争议解决条款的案件数量较五年前增长217%，其中34%涉及程序竞合问题。
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处理原则可归纳为：
- 遵循《仲裁法》第五条的排他性管辖原则
- 适用《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的协议效力优先规则
- 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程序选择权保障要求
四、完善建议与风险防范策略
基于对现行法律体系的分析，建议合同设计采用”调解前置+仲裁终局”的阶梯式条款，例如：
“双方同意先行通过[具体调解机构]调解，调解不成时提交[具体仲裁机构]仲裁。调解程序启动后60日内未达成协议的，任何一方可径行提起仲裁。”
对于正在履行的含并行条款合同，建议采取以下风险控制措施：
- 通过补充协议明确程序适用顺序
- 在首次争议发生时书面确认争议解决方式
- 注意《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关于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运用
五、立法完善方向预测
结合2023年《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新增的第三十二条，未来可能在以下方面实现突破：
- 明确调解协议与仲裁协议的效力衔接规则
- 建立调解程序中止仲裁时效的特殊规定
- 规范联合争议解决机构的认证标准
引用法律条文：
- 《仲裁法》第4、5、16、18条
- 《人民调解法》第31、32条
- 《民事诉讼法》第122条
- 《民法典》第142、467条
（本文案例数据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文书整理，部分案情已作技术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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