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 | 网络走私犯罪中的法律困境与治理路径

一、新型犯罪形态：未成年人被诱骗参与网络走私的司法现状

2023年江苏警方破获的”3·15跨境走私案”中，犯罪团伙通过游戏代练社群招募14名未成年人，以”高薪兼职”名义诱使其参与奢侈品走私。该案暴露出三个典型特征：犯罪链条网络化（利用暗网沟通、虚拟货币结算）、教唆手段隐蔽化（采用游戏化任务机制）、未成年人参与被动化（82%参与者存在被胁迫情形）。

二、法律适用难点：未成年人被诱骗参与网络走私的司法认定

（一）主观故意认定困境

在2023年深圳中院审理的”海淘代购走私案”中，3名未成年人误以为从事正规跨境电商，客观上完成走私货物估值560万元。法院最终引用《刑法》第27条胁从犯条款，但量刑时面临刑事处罚与保护优先原则的价值冲突。

（二）平台责任界定模糊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案例显示，83%案件涉及闲鱼、转转等二手平台。现有《电子商务法》第13条虽规定平台审查义务，但具体到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缺乏可操作的执行标准。

华东政法大学李明教授指出：”平台算法若持续向未成年人推送高收益兼职信息，本质上构成《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4条规定的网络欺凌。”

三、治理体系构建：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

四、立法完善方向：基于社会主义法治的体系化思考

针对《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新增的第156条之二，建议：

1. 将”利用网络诱骗未成年人实施走私”列为加重情节
2. 设置平台连带责任条款（参考《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处罚标准）
3. 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整合公安、网信、教育三方数据库）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强调：”要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