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过程中财务造假会承担刑事责任吗？ | 穿透法律红线的代价

法律利剑 | 融资财务造假刑事责任的法定基础

在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化进程中，融资环节的财务造假行为已被明确纳入刑事打击范围。其法律根基主要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及配套司法解释，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行政责任规定紧密衔接，形成”民行刑”三位一体的追责体系。核心罪名包括：

欺诈发行证券罪（《刑法》第160条）

该罪名针对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债券募集办法等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编造重大虚假内容的行为。构成要件关键在于：主观故意、文件性质（发行文件）、内容虚假性（重大性）。根据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量刑幅度显著提高：

• 基础刑档：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 情节特别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控股股东/实控人组织、指使造假：可依照前述规定从重处罚。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刑法》第161条）

该罪名规制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对依法应披露的重要信息不披露。修订后同样提高刑期，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刑法》第229条）

此条剑指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券商、律所）。若中介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如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情节严重者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若因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造假图谱 | 融资环节财务造假的典型手段与刑事风险点

融资过程中的财务造假行为常围绕核心财务指标展开，具有高度隐蔽性与系统性：

• 虚增收入/利润：伪造销售合同、虚构客户、提前确认收入、延迟确认成本费用等。这是触发欺诈发行罪的核心风险。
• 隐匿重大债务/担保：不披露关联方借款、对外担保、重大诉讼等，直接影响偿债能力评估。
• 资产价值欺诈：虚增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价值，或隐瞒资产抵押/查封状态。
• 关联交易非关联化：刻意隐瞒或虚假披露关联方关系及交易，规避监管审查。
• 现金流造假：伪造银行流水、虚构现金收支，使报表呈现虚假健康状态。

刑事立案的关键门槛在于”重大性”。司法实践中通常参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修订），例如：

• 欺诈发行：虚增/虚减资产、营业收入、利润达到当期披露总额30%以上，或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累计100万元以上等。
• 违规披露：造成股东、债权人等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或虚增/虚减资产、利润达到当期披露总额30%以上等。

前车之鉴 | 刑事追责的典型案例剖析

案例一：欣泰电气欺诈发行案（首例因欺诈发行退市并追究刑责）

造假事实：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300372.SZ）在2011-2014年IPO申请及上市后年报中，通过外部借款、伪造银行单据等方式，累计虚构应收账款收回4.69亿元，掩盖实际经营恶化情况。
刑事追责：

• 公司被强制退市（创业板首例），并处罚金832万元。
• 原董事长温德乙、财务总监刘明胜被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欺诈发行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温）和二年（刘），并处罚金。
•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被重罚，相关保代被市场禁入。

意义：此案首次实现欺诈发行”强制退市+刑事责任追究”的完整闭环，彰显监管层对源头造假的打击决心。

案例二：瑞幸咖啡财务造假案（中概股跨境监管合作样本）

造假事实：瑞幸咖啡（LKNCY）自曝2019年二季度至四季度期间，虚构交易额高达22亿元人民币（约占当期营收40%）。造假手段涉及伪造合同、银行流水及关联方交易。
中美联合追责：

• 美国SEC：达成1.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亿元）民事和解。
• 中国监管：市场监管总局罚款2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处罚相关会计师事务所。证监会依据新《证券法》对境内运营主体（神州优车、氢动益维）及相关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总额超过人民币7.5亿元。
• 刑事风险：尽管主要责任人身处境外增加刑事追诉难度，但该案推动了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美国SEC、PCAOB的执法协作，为未来跨境追究涉刑案件奠定基础。

责任链条 | 刑事追责主体的全面覆盖

财务造假绝非单一个人行为，刑事责任主体呈现”全覆盖”特点：

1. 发行人（公司）：作为直接主体，可被判处罚金（虽无自然人刑罚，但影响重大）。
2.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组织、指使实施欺诈发行或违规披露的，直接按相应罪名定罪量刑（第160条第三款、第161条第三款）。
3. 董监高：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如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具体执行造假的财务人员）均可能承担刑责。
4. 中介机构人员：保荐人、会计师、律师等若故意参与造假或存在重大过失，按《刑法》第229条追责。

趋势前瞻 | 立法司法持续高压与未明领域的探讨

中国对融资财务造假的刑事规制呈现持续高压与精细化趋势：

• 量刑显著加重：《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欺诈发行、违规披露罪的法定刑期上限（至10年/15年），并普遍增设罚金刑。
• 追责范围扩大：明确将控股股东、实控人纳入直接追责范围，破解”影子操控”难题。
• 行刑衔接强化：证监会与公安、检察机关建立更紧密的线索移送、信息共享与联合办案机制。
• 代表人诉讼助力：新《证券法》确立的中国特色证券集体诉讼（如康美药业案），虽属民事赔偿，但巨额赔付压力与刑事追责形成合力，极大提高违法成本。

探讨：量化标准与新型造假应对
现行法律对”情节严重”、”重大损失”的量化标准仍显原则化，依赖司法解释和个案裁量。未来可能通过细化指引或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
面对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实施的更隐蔽造假（如系统性刷单、智能合约伪造交易），现有证据规则与侦查手段面临挑战。司法机关需加强技术侦查能力，立法也需前瞻性考量技术因素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

合规启示 | 筑牢防范刑事风险的防火墙

企业及个人规避刑事风险的根本在于：

1. 敬畏法律红线：深刻认识财务造假绝非”商业技巧”，而是触及刑法的重罪。
2. 健全内控体系：建立独立、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和审计监督机制，确保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3. 审慎选择中介：聘请声誉良好、专业严谨的中介机构，并对其工作保持必要关注，避免被”包装”误导。
4. 强化董监高责任：董监高应勤勉尽责，对签署的文件进行实质性审查，不能仅依赖下属或中介报告。
5. 及时纠正与报告：发现问题主动纠正、及时向监管机构报告，争取减轻或免除处罚（有法定从宽情节）。

结语

融资过程中的财务造假，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下不仅是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更是触碰不得的刑事高压线。随着《刑法》《证券法》的修订完善以及监管执法、司法实践的持续高压，造假者面临的刑事处罚日益严厉，责任主体覆盖全面。企业及个人唯有坚守诚信底线，完善内控合规，方能在资本市场行稳致远，避免身陷囹圄之灾。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然高悬，任何试图通过财务造假牟取非法融资利益的行为，终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附：相关法律条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第一百六十条 【欺诈发行证券罪】
  • 第一百六十一条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 第二百二十九条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 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单位犯罪的双罚制】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
  • 第十九条：发行人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 第八十五条：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第九章 法律责任（相关行政责任规定）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修订）
  • 第六条 【欺诈发行证券案（刑法第一百六十条）】立案追诉标准
  • 第七条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立案追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