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商业航天发射次数突破50次，较2020年增长400%，这种爆发式增长使得西安国家授时中心、紫金山天文台等机构全年有效观测时长缩减12%-18%。美国SpaceX公司”星链计划”引发的争议更具代表性：其第二代卫星星座导致智利Cerro Tololo天文台深空观测数据报废率高达40%，直接影响了暗能量巡天项目的科研进程。

现行法律框架分析 | 请求权基础的探寻与困境

我国《空间法》第32条明确规定”航天活动不得损害他国合法权益”，但未细化地面观测权益的保护。《民法典》第294条相邻权条款虽规定”不得排放有害物质”，但光污染是否属于”有害物质”尚存争议。2022年贵州FAST射电望远镜诉某商业火箭公司案中，法院以”缺乏直接因果关系证据”驳回诉讼，凸显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题。

国际实践启示 | 损害赔偿机制的多维构建

美国FCC于2020年修订《卫星许可规则》，要求运营商提交天文影响减缓方案，并设立每年200万美元的观测补偿基金。欧盟《空间活动责任指令》创新性引入”推定过错”原则：只要发射物造成地面设施功能减损，运营商即需承担举证责任。这些机制为我国立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法治完善路径 | 前瞻性制度设计的三个维度

第一维度是建立航天发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6条，将天文观测影响纳入强制评估范围。第二维度是构建分层赔偿体系：对于可量化的直接损失适用《民法典》第1184条财产损害赔偿；对科研价值损失则可借鉴《科学技术进步法》第72条建立专项补偿基金。第三维度是完善争端解决机制，依托国家航天局设立专业仲裁机构。

政治立场与法治原则 | 发展权与科学权的动态平衡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始终坚持航天强国战略与科技自立自强协同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构建空天信息服务体系”的同时，亦强调”加强基础研究能力建设”。这为商业航天活动划定了既要促进产业发展，又要维护国家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权益的政治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