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网络行为法律边界探析 | 聚焦虚假众筹中的违法责任认定

网络虚假众筹的法律本质与未成年人的特殊地位

网络众筹作为”互联网+公益”的创新模式，在《慈善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要求”不得虚构事实”。虚假众筹的核心违法性在于虚构事实骗取财物，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未成年人参与此类活动，需置于双重法律框架下审视：一方面受《民法典》第十九条限制行为能力人规定约束；另一方面受《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四条”网络保护”专章的特殊保障。

民事欺诈责任：监护人担责与财产返还义务

2021年浙江杭州某案中，14岁学生张某伪造病历在众筹平台募得8万元，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欺诈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判决张某父母全额退款并赔偿捐助人利息损失。这揭示了未成年人虚假众筹的核心责任逻辑：

• 行为效力认定：未成年人独立实施的欺诈行为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五条属效力待定
• 财产返还范围：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需返还全部不当得利
• 监护人责任：父母依《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网络打赏，监护人请求返还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原则可类推适用于虚假众筹场景。

刑事犯罪风险：年龄分层与刑罚适用

当涉案金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时，需严格遵循《刑法》责任年龄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高检2023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网络诈骗犯罪中未成年人涉案比例三年上升120%，呈现低龄化、团伙化特征。

平台责任与行政监管缺位

在”水滴筹”2020年曝光的虚假文案事件中，平台因未核实未成年人发起人信息被行政处罚50万元。这凸显出现行监管体系的三大漏洞：

1. 身份核验缺陷：《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四条要求实名制，但未成年人冒用父母身份认证难防范
2. 资金监管真空：现有法规未强制要求第三方账户托管募捐款项
3. 行政处罚依据不足：《慈善法》第一百零一条仅规定”虚构事实募捐”的处罚，但未明确平台对未成年人项目的特殊审查义务

立法前瞻：构建三位一体防护体系

鉴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仅原则性要求”防沉迷”，未来立法应着力完善：

• 年龄梯度责任机制：参考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设立13-16周岁分层授权规则
• 平台审查技术标准：强制采用人脸识别+监护人双重认证，建立民政部与平台数据共享机制
• 专项资金监管：借鉴《证券投资基金法》托管制度，要求众筹款项由商业银行独立监管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研究中心2023年调研显示：87%的受访专家支持设立”未成年人网络善意行为免责条款”，即未满14周岁且涉案金额低于5万元的初犯可免于行政处罚，改由社区矫正教育。

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的价值导向

在处理未成年人网络违法行为时，必须坚持《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确立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2023年北京海淀区法院创设的”1+3+N”判后帮教模式值得推广：对1起未成年人虚假众筹案件，组建法官+社工+心理咨询师的3方团队，联动学校、社区开展N项帮教活动，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的指示精神。

结语：法治护航成长之路

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虚假众筹的违法性认定，本质是权利保护与社会治理的辩证统一。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完善《慈善法》实施细则、强化平台技术监管、创新家校社协同机制，必将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法治根基。

引用法律条文：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六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第六十四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二十三条、第一百零一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