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中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认定研究

碳交易对赌协议的法律属性 | 效力认定困境与突破路径

在”双碳”目标驱动下，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期累计成交量达1.79亿吨（生态环境部2021年度报告），催生了碳配额远期、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其中对赌协议作为风险对冲手段被广泛采用，但其法律效力认定却面临三重困境：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模糊、金融监管政策缺位、司法裁判尺度不一。本文立足中国法治实践，结合最新司法案例展开体系化分析。

一、对赌协议的碳市场应用场景与法律特征

典型交易结构：控排企业A与投资机构B签订协议，约定若2024年12月碳配额收盘价低于200元/吨，A向B支付价差补偿；若高于250元/吨，则B向A补偿。此类协议实质是碳排放权远期价格波动风险再分配。

区别于传统对赌，碳交易对赌呈现三大特性：

1. 标的特殊性：碳排放配额具有政策创设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第19条）、可测量性及期限性；

2. 主体法定性：交易双方需经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资格审查（如广东省2022年碳交易资格审查细则）；

3. 风险复合性：叠加政策变动风险（如配额分配方案调整）、市场波动风险及技术更迭风险。

二、效力认定的司法裁判分歧与演进

（一）”海富案”裁判规则的适用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1号判决确立的”与股东对赌有效、与公司对赌无效”原则，在碳交易领域遭遇挑战。2021年某地方碳交易所配额互换纠纷案中（(2021)京74民终368号），控排企业与碳基金签订对赌协议后因配额政策调整无法履约。法院援引《民法典》第143条认定：”碳配额作为行政许可衍生的财产权，其衍生交易不违反公序良俗”，突破性地认可了企业直接作为对赌主体的效力。

（二）”名实不符”合同的穿透审查
2023年长三角某配额质押融资对赌案暴露监管套利风险：某企业以碳配额质押获取贷款，并与银行签订隐含履约保障的对赌条款。法院依据《防范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3条进行实质审查，认定该交易因规避碳配额账户监管规则（《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第24条）而部分无效。

（三）监管政策缺位下的裁判困境
当前碳金融衍生品尚未纳入《期货和衍生品法》明确规制（该法第3条将衍生品限于场内交易），导致大量场外对赌协议处于监管真空。在(2022)粤01民终10245号案中，法官坦言：”碳配额对赌缺乏专门法律评价标准，需综合参考金融衍生品及环境权益交易规则”。

三、效力认定的三层审查框架构建

基于现有案例提炼，建议采取阶梯式审查路径：

四、立法完善前瞻与制度创新建议

针对现行法律空白，提出三阶段解决方案：

（一）过渡期司法政策指引
借鉴江苏高院(2019)苏民再62号”华工案”经验，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碳金融衍生品纠纷审理指南》，明确：

• 承认碳配额用益物权属性（《民法典》第323条参照适用）

• 设置风险敞口上限（建议不超过净资产30%）

（二）监管沙盒试点机制
在浦东、雄安等改革试验区开展试点：

• 建立碳衍生品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防范系统性风险

• 试点差额补偿型对赌保险，纳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框架

（三）顶层制度设计
1. 修订《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草案）》增设金融条款

2. 制定《碳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办法》，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监管原则

3. 推动碳配额纳入《民法典》第115条”财产权利”客体范畴

五、结语：服务双碳战略的法治保障

碳交易对赌协议效力认定关乎绿色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平衡。在党中央”双碳”战略引领下，需立足《民法典》合同编基本规则，衔接金融监管与生态环境政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碳金融法治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碳市场法治建设必须服务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全局。

附：本文援引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条、第143条、第153条、第323条
2. 《期货和衍生品法》第3条、第12条
3.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第21-24条
4.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3条
5. 《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第24条